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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兆武:零敲碎打

更新时间:2016-06-05 15:55:37
作者: 何兆武 (进入专栏)  

   中国人喜欢称“大”,孙中山是“临时大总统””,袁世凯是“大总统”,后来历任都以“大总统”称呼。其实所谓的“伯里玺天德”(president)原文中并无一个“大”字,没有说“美国大总统”的。《聊斋志异》里有一个小故事,说苏州干旱不雨,求雨的人就问为什么没有雨,龙王爷回答说:“现在‘老爷’都称‘大老爷’,你怎么不给我加‘大’字?”求雨的人赶紧加上,说:“大老爷,大老爷,请你下雨。”果然就下雨了,可见这个“大”字是中国人的创作。

  

   抗战前,我没有在南方住久过,如果在南方的话,特别是东南部,比如安徽、江苏、浙江几省,也许能感受到国民党控制力量比较大。而国民党势力在北方本来就不强,后来又退出了,所以我小时候没有见过什么真正的党员,也许有地下党,我就不知道了,他们公开的身份都是学生。等到国民党身份公开的时候,我也没见过几个党性强的人。比如蒋梦麟、梅贻琦都是国民党党员,按照国民党的规矩,凡名牌大学的校长起码是国民党中央委员,可是看不出他们有什么“党气”,我做学生七年,从来没听他们嘴里冒出过“三民主义”之类的说教。只有极少数的人确实是搞党务的,党气重,我们称之为“党棍子”,可并不是所有人都吃这碗饭。也许有那种比较理想的、党性很强的人,不过不是很多,平常见不到。我偶尔见到的,就是当时人们一提起党部或者党部的那些老爷,都摇头。

  

   当时北京的高等院校,北大、清华和燕京是最好的,其中燕京是教会学校,费用比较贵,一般人家的子弟,好一点的上北大、清华,再有就是上师大。过去北京有一句口头语,“北大老,师大穷,唯有清华可通融”,有说此语指择婿,不可考。还有几个私立学校,比如孙中山办的中国大学,那是比较大的,就在今天教育部的地方,再如朝阳大学,它的法科比较好。还有一些很短期的学校,许多现在连名字都没留下来。我家住在西四,阜城门内有家郁文大学,语出《论语》上孔子的话“郁郁乎文哉”,大概没几个学生,办了几年就关了,这样的情况非常多。

  

   中国的地质学在世界地质学界有较高的地位,一是中国地方大,地质条件丰富,二是最早有好几位杰出的地质学家,包括翁文灏、丁文江、章鸿钊,都是清末民初中国地质学界的元老,一直到后来的李四光等等,所以中国在地质学上有传统。当时北大、清华的地质系在中国算是最强的,人比较多,经常下乡。联大的时候有个地质学的同学说:“搞我们这行的不跑山就没有发言权,不能净凭人家的材料。”后来地质系有两个女同学都是院士,一个是池际尚,一个是郝诒纯。

   社会学系也经常下乡,没有社会调查也没有发言权,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也参加过川康边境的社会调查,回来后跟我们说:“那里的雨下起来呀,什么雨伞、雨衣都不管用,浑身都是湿的。”记得社会系有位女同学,毕业论文的题目叫SlaveGirlsInKunming,研究的对象就是那些被卖为家奴的女孩子。社会系每星期有半天做社会调查,工学院每星期有半天下工厂劳动,地质系的经常上山,可见说知识分子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、“一不耕田,二不做工”,也不尽然,只有我们文学院的才关在屋里不动。

  

   上大学的时候,我忘了从哪里找来一本《红楼梦》,把它放在床头,每天睡觉前翻一翻,零零碎碎地反复看了一年。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小学就读过,孙猴子闹天宫,梁山好汉劫法场,看着热闹就喜欢,可是《红楼梦》里都是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,小时候不了解,到了上大学才渐渐看进去。中国有古典四大或者五大名著,五大名著里添了《儒林外史》,专门描写知识分子的丑态。我曾想过要写一本《新儒林外史》,把当年那些知识分子的丑态写出来,比如自私、嫉妒,尔虞我诈、钩心斗角,或者总以为自己最高明,相互看不起。知识分子并不都是高尚的,他们也是人,总有光明的一面,也有见不得人的一面。后来何炳棣在美国几次见到胡适,谈他对胡适的印象时,说胡适有一种情结,老以为自己是中国新文化的领军人物,所以对别人总是有些看不起。比如别人提到冯友兰,他就摇头,说冯友兰不行;提到雷海宗,就说:雷海宗别的没什么,就是记忆力好;总把别人贬得很低。那种话可能都是私下里讲的,正式场合听不到的。

  

   胡适本人其实是个考据学家,他说自己有“考据癖”,不过单纯的考据既不是哲学,也不是文学,而是历史学的一部分。我以为北大哲学系受胡适的影响太大,走上考据的路,变成了哲学史系。从严格意义上说,哲学史并不等于哲学,就像数学史不是数学一样,北大哲学系的路数就成了以哲学史代替哲学。比如汤用彤本人的学问非常好,可他搞的主要是哲学史。冯友兰在清华教书,但他是北大出身的,写过一部《中国哲学史》。哲学史有两种写法,一种是历史学家的写法,从历史的角度看各家各派,另外一种是哲学家的写法,用哲学家自己的思想理解古人。冯先生属于后者。西南联大的时候冯先生开始写《贞元六书》,本来想写三书,结果越写越多,最后成了六书,系统地发挥了一套自己的哲学,包括人生问题、认识问题、政治问题都谈到了。

  

   钱学熙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过文学批评,当任讲师,颇有怨气,我劝他不必计较,有个地方能读书,不就满意了吗?直到后来他在北大外文系才任教授。他对当代的文艺理论非常之熟,学问非常好,可是他不能讲英文,只能用中文讲,这在外文系很少见。那时候班上只有三四个学生,他曾对我说:“西方当代文艺理论最主要的就是看两家,一个是I.A.Richards的《文学批评原理》,一个是T.S.Eliot的文集。Richards文笔好,可是我看了并不欣赏,觉得他在思想性上欠缺一些。Eliot正相反,他本人是文学家,虽然没有很系统的理论,可有时候思想非常敏锐、非常深刻。

  

   沈有鼎先生是个怪人,学问很好,可是从不写文章,所以基本没留下什么大著作。过去许多位先生都是这样,比如张奚若先生、冯文潜先生也不太写文章,可是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学问好。我想他们对写文章的态度是很慎重的,除非有创造性的贡献,不然写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,浪费笔墨不说,还浪费别人的时间。我想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。沈先生教形而上学,对于中国古典的和西方中世纪、近现代的东西都非常熟,这是很难得的。但在当时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,最迫切的需要是救亡,他讲的东西太玄了,似乎和现实要求扣不上。再比如张君劢。张君劢是国社党的领袖,20世纪20年代和丁文江有过“科学”与“玄学”之争的大讨论。其实当时,张君劢讲的是西方比较新的东西。一次大战以前,西方的思想主潮还是沿着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这条路走,所以后来一直到胡适这代人基本上都是沿着进化论之类的科学路数。一次大战给西方的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刺激,本来他们对科学实证主义深信不疑,认为人类社会也要走科学实证的道路,以为科学的进步足以保证人类社会一天一天更美好,然而一次大战把他们的梦想给打破了。一战以后梁启超去了一次欧洲,写了《欧游心影录》,强调西方科学万能迷梦之破产,可见当时确实有一股人类文明幻灭的思潮。所以唯心主义有一阵非常流行,即所谓“玄学”,讲生命哲学之类,以为人类文明不能光靠科学实证主义了,张君劢讲的就是这个。可是中国方面,包括胡适、丁文江在内,走的还是19世纪科学观的路数,所以就用“科学”骂“玄学”。

   按我现在的理解,中国的社会发展比西方晚了一步,所以中国的思想也比他们晚了一步,我们20世纪的思想还是他们19世纪的东西,张君劢讲的虽然是西方最新的东西,可是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。西方已经现代化了,所以他们的思想随之向前进了一步,而当时中国需要的是工业化,在思想上也要有相与配套的科学实证的东西,于是就把张君劢的主张打了下去。就像走路一样,思想与社会发展这两条腿得配合着来,要是你这一步跨度太大,虽然是新东西,但不符合社会的要求,也要摔跟头的。

   而且,我不同意东西文化的划分方法,那实质上是阶段的不同。学术作为真理,本质上无所谓中西之分,真理只有一个,大家都要朝着这个方向走,这是人类共同的道路。西方虽然先走了一步,但并不意味着中学、西学有本质的不同,而是阶段的不同。所以不能说我们是“西化”,因为人类进步的阶段并不是西方所独有,大家都要走近代化的道路,只是我们比他们落后了一步,如果我们在某一点上比他们先进了,他们也照样要学我们的。人与人之间、民族与民族之间、文化与文化之间确有不同,不过那是次要的,物质的近代化是大家共同的道路,虽然也有甘地、罗素这样不喜欢工业文明的人,不过人类的主潮总是不可避免的。

  

   在我们当时的印象里,有几位先生是凭老资格吃饭的,毛子水是其中之一。毛子水教科学史,我没有上过他的课,可是听同学说他教课不行,而且是右派,和胡适关系很密切,大家都不太喜欢他。

  

   联大时何炳棣是助教,在历史系的图书馆里做事,不过给我的印象,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。我们去借书,他总是说:“这个书不能借。”“那个书不能借,大家都要用。”老让我们碰钉子。所以后来我就到外文系去借书,是个女同学顾元负责,她很好,什么书都让借。

  

   西南联大的时候还有一个对我们思想的成熟很起作用的渠道,就是听名人讲演。1939年我上一年级,那时欧战刚爆发,英国工党左派领袖StaffordCripps到中国来访问,曾在云南大学做了一次公开讲演。当时英国首相还是张伯伦,对希特勒是妥协的,搞绥靖政策,Cripps在演讲里大骂张伯伦和保守党,这让我非常惊异,也很开窍。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个传统,而他居然在打仗的时候,在国外骂自己国家的领袖,这是我们中国人不能想象的。

  

   体育不算学分,可是必须要念完八个学期的体育才算毕业。有一年我得阑尾炎开了刀,本来可以体育免修半年,可是我休了一年,毕业的时候缺半年体育,怎么办?我请示了教务长(梅贻琦,他是校长兼教务长),他批示让我去找马约翰先生商量。我对马先生说:“差半年体育毕不了业,太冤枉了,能不能想个办法?”马先生说:“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。吴宓是大教授,吴宓当年跳远不及格,就没有让他毕业,又蹲了一年。”我说:“多上一年就为上门体育课,太可惜了。”后来他给了我一本体育书,说:“你去看,写个报告作为补课成绩。”于是我就写了一份读书报告,没有耽误毕业。

   马先生是留美的华侨,当时大概有六十岁,是中国体育界的元老了。1936年柏林奥运会,他负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,把运动员先集中在清华训练了一段时间,然后由他带队去柏林。联大一年级的体育课都是马先生教第一节课,上课的时候也是中英合璧,又说英文,又说中文,非常能鼓舞学生的情绪。

  

   联大的时候也有军训,由国民党的军官调来训练,讲讲课,然后正步走、齐步走,集合呼口号,“抗战必胜”之类,最后是“蒋委员长万岁”。不过军训大家都不重视,就跟闹着玩一样。

  

   三青团有时候是秘密的,有时候是公开的,挂个牌子“三民主义青年团直属第十分团部”,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具体的活动。第一,三青团的人数很少,第二,当时没有党团领导一切的组织方式,所以,国民党员或者三青团员在学校里和我们不是领导、被领导的关系,不像我们后来所理解的党是领导一切的那种关系。

  

西南联大的学生大抵有三种,一种是搞学术的,努力向学,真正有高水平,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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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何兆武口述,文靖撰写,《上学记》,三联书店,200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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