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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兆武:战火芬芳

更新时间:2016-06-05 15:50:37
作者: 何兆武 (进入专栏)  
否则的话,中国宁可回到抗日战争以前的状态,不打了,所以后来罗斯福就把史迪威调回美国。

   二战的转折点是1942年秋天。1942年以前,日本在中国占据优势,德国把法国打败了,英国岌岌可危,苏联一直被打到莫斯科城下,所以1941年是法西斯国家最盛的时期,整个太平洋东部都成了日本的内海。到了1942年的秋天,盟军方面连打了三个大胜仗,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欧洲战场上,斯大林格勒打得最激烈,红军打败了德军,自此转入反攻;北非战场上,英国陆军第八军团司令蒙哥马利打败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,在地中海转入攻势;东方战场形势的转变是太平洋的中途岛海战。中途岛正在太平洋的中间,所以叫Midway,本来那一战日本的军力比美国还强一些,美国只有三艘航空母舰,日本有八艘,可是它的情报密码被美国破获了,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坐的飞机被美国打了下来,从此,太平洋的局势扭转过来,日本节节败退。山本五十六是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海军司令,偷袭珍珠港就是他指挥的,其实他不赞成打美国,可是日本当局决定要打,他得服从命令,所以这个人也很悲剧性。这就是1942年的转局,之后,盟军进入反攻阶段,日本德国从此一蹶不能复振而终于垮台了。

   1945年8月日本投降。记得那天傍晚王浩来找我,尚未进屋就在外面大喊我的名字,我还挺奇怪的,仔细一听才知道,他喊:“Thewarisover!(战争结束了)”当晚,我们几个人凑钱买了食物和酒一起庆祝,意想不到的是,当场就有两个犯了神经病,大哭大笑、又吵又闹。大概是多年战争引发的苦难和流亡生活的压抑突然之间爆发出来了,不禁使我想起莫泊桑的一句结论:“Mais,C’estsifragile,uneviehumaine!(人生是那么脆弱!)”

   抗战胜利了,大家当然都很高兴,不过也伴随很大的忧郁:外敌不存在了,内部的矛盾更加上升。抗战末期(1944-45年),民主运动已经再次高涨起来,主要目的就是争民主、反内战,尤其在昆明,跟国民党政府闹得非常厉害。1945年底到46年初,重庆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,本来是请各方面的代表,包括国民党的、共产党的、其他党派的、无党无派的各方代表来协商,会议也做出了一些决议。文革期间还揭发刘少奇当时提出要准备迎接和平民主的新阶段,共产党准备把总部搬到淮阴,准备在中国也实行政党政治,也搞竞选。可是最后也没有实行,还是打了。那时候我们都认为是国民党一党专政,挑起了内战,后来一直到文革,才爆出一点新情况。文革时打倒刘少奇,做了副统帅的林彪号称早在旧政协时就说刘少奇:“什么和平民主新阶段,就一个字:打!”以前国民党骂共产党,共产党也骂国民党,都说对方是假和谈,可是我们一直认为是国民党没有诚意,是国民党想打内战,结果让林彪这么一说岂不泄了底?我的导师侯外庐先生是老马克思主义者,又是史学大家,他说那时候共产党确是有诚意的,希望能够与国民党和谈成功,不要打内战,“如果现在要那么提的话(指林彪的话),反而不合适”。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,当时共产党是有诚意的,只不过没有谈成功。不过有些事情是说不清的,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,包括张治中、邵力子这些重量级人物并不赞成继续打,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是共产党一贯的主张,究竟哪些人愿意打,哪些人是真正希望和平的,恐怕永远也说不清了。

   打倒孔祥熙

  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基础,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,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,后来国民党来了,主张“一个党,一个主义,一个领袖”,告诫民众:“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。”所谓“错综复杂之思想”就包括民主主义、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,他们要“纠正”这些思想,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,即三民主义之中。国民党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,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,争取民主,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。当然,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,包括胡适,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,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无间,即使后来在台湾,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提意见,请他下台,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   抗战以前,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国都南京,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,而在北京,为什么?我的理解,一个是北京有传统,像五四运动,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、维新运动,这些新的思潮都从北京发起。第二,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,日本人压下来,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,后来国民党撤退了,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,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,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。到了抗战的时候,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,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庆,也是这两个原因:一个是传统,几个北方的大学都到了昆明,有搞运动的传统;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地方的特殊势力,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,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,而且后来的学生运动规模变得非常之大,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。

  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。国民党只有在1937-38年,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,比如在上海打,一直到台儿庄、徐州、武汉,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,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,战事不那么紧迫了,国民党由于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,也就更加速了腐化,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,简直没有办法。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,物资极度缺乏,贪污腐化更容易,只要你有那个本事,倒腾一点就能发财,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,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,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,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。所以从1939年开始,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,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,如张奚若、闻一多,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,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。

   1941年底的倒孔运动是由孔二小姐的洋狗引起的,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,是个诱因,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激烈不满。1941年12月7日,日本偷袭珍珠港,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、香港、菲律宾、印尼,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东太平洋,真是大出人们意料。国民党一点准备都没有,赶紧派飞机到香港,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运回来。那天飞机飞回重庆,孔二小姐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,被报纸爆了光。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没有出来,包括陈寅恪这样国宝级的大师,消息一传出去,大家都义愤填膺,再加上平日积累的不满,结果一哄而起。

   记得那天上午就贴出了大字报,中午,我和同学正在宿舍屋里聊天,忽然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:“上街去打倒孔祥熙!”我们就都出来看,呵,果然聚积了很多人。大家马上拿纸写字,然后找个棍子绑上,举着就上街了。后来云南大学的人也出来了,昆明的中学生也出来了,浩浩荡荡,游行规模很大,一路上喊:“打倒孔祥熙!”“打倒孔祥熙!”其实就是针对蒋政权的,因为孔是蒋的人,当时是行政院院长,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。游行回来后,大家都挺累的,我还记得一个同学说:“啊呀,今天真痛快!今天真痛快!”好像出了一口怨气一样。社会不公正,国难期间民不聊生、非常痛苦,可同时还有人借机发财?这是压在大家心里的一口多年来的怨气。

  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

   过去的学生运动,凡游行我都参加,因为像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,但除此以外,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,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。第一,自己不是那材料,既不会唱,不会讲演,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,第二,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,政治是非常之黑暗、复杂、肮脏的东西,一定要远离政治,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。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:爱国是大家的义务,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,游行我参加,回来也是挺兴奋的,宣言里也签名表态,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。

   我的大姐何兆男(后改名何恺青)在北大读经济系,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,宪兵第13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,时常到学校里抓人,我大姐就被抓起来关了一年,所以她本来应该1936年毕业,结果1938年才毕业。二姐何兆仪读北大化学系,她是地下党,“一二?九”的积极分子,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,宪兵13团也走了,情况好一些。1937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29军抓起关了十多天,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出来。可文革的时候又说我二姐是美帝特务、苏修特务,弄得她得了神经病,不久就去世了。我曾想,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,解放后也一直搞专业,虽则不见得能有什么成绩,但无论如何最多只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帽子,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。我的妹妹柯炳生(去解放区后改的名字,这在当时是普遍的)1942年入学,联大中文系,也是“一二?一”的积极分子,她和她的爱人萧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区,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,不过她们的下场也都不佳。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,拔白旗的时候她受命组织批两位老先生。1959年毛退居二线,刘到了第一线,定了许多新的办法,加之自然灾害三年饥馑,政治上缓和了很多。白旗不拔了,于是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,她想不通,自杀了。或许这样也好,不然,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,文革时候早晚也逃不过去的。

   姐姐们熟识的那些同学如果继续革命,好多都是名人了,但也有许多人是坎坷一生的。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,地质系的,后来是中科院院士,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。谈到我姐姐时,我说:“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,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,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,有什么好?”他不同意,说:“不能那么说,当时都是爱国。”这一点我也承认,当时都是爱国,可你应该适可而止,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,得有个判断。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,就得有长远的眼光,不能仅凭当时的一股热情,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,都是想不到的。

   42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,也是我的中学同学,比我高两班,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班。李振穆学习很不错,而且我知道他是非常进步的,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。1941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,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,他也跑了,只念到三年级。我几十年没见过他,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。文革开始时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,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,我也去了,看见台上揪了六个人,这边三个是“三家村”,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,那边三个不大认得,可最后一个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,几十年没见,还是老样子。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,就问旁边的人,他告我说:“这个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长,叫李晨。”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。文革一开始,凡教育界、文艺界岗位的负责人几乎都被说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,没有不挨斗的,所以那时候我倒没有觉得意外。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年,美籍华人纷纷回国,包括一些大名人,我才觉得李振穆有点儿冤。当年李振穆一直是进步的,学习也好,怎么就成了黑帮?而有的美籍华人学者当年参加过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三青团夏令营,那个组织的性质总是国民党官方的。再者,当年强调的思想改造运动,首先是要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,美国的科学当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,无论如何他们是为美帝服务的,而且入了美国籍,结果回来却成了座上客。人间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。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,看你选择哪条道路。如果李振穆当年不参加革命,只学他的物理、走白专道路,念完了书也出国,我想他也会是知名的科学家了,又假如是美籍学者,也会被待如上宾,大概不致于被关进牛棚,沦为阶下囚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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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何兆武口述,文靖撰写,《上学记》,三联书店,200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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